丑陋的蒙古人
噗的一声，我把一口血喷在了地上，蒙古人吃惊的发现，原来科尔沁夫的血是红的，并且很热，有些烫手。

——题记

有的时候很怀疑，我到底能不能把这篇文章写下去。如果马尾巴注定提不起豆腐来，我又何必费这份力，可我这个人又是一个答应了人家就一定要办到的人，自己给自己定的道德标准往往成了自己的羁绊。这让我有些为难。前几天，我在网上告诉几个蒙古朋友说我想写一篇文章——《丑陋的蒙古人》，提纲都打好了，但却迟迟动不了笔：找不着感觉，也觉着有些缺乏动力。
一个民族要是没出息，那就是任人怎么骂也提不起精神气儿来，训斥和劝告也都是没什么味道的屁，他只是躲到一个角落里继续喝他的酒去，喝高了，再豪情满怀的唱几首蒙古歌，今天一天就算是心满意足，明天再继续浑浑噩噩的混下去。如今的蒙古人就是这个德行。

这个开头重写了好几遍，为的是找到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不容易。蒙古对我来说，就像是我那不乏英雄气概，却又整天喝酒买醉的 aabu（父亲）一样，叫人既爱又恨。毕竟中的毕竟，蒙古人还算是这个世界上比较诚实和热情的人群，和这种人交往，多数情况下不会吃亏，更何况，人家的老祖宗又是打遍了欧亚，英雄盖世无人能敌的老成吉思汗；可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种种臭德行，让我这个蒙古子孙不骂一骂都觉得冤枉，都觉得对不起蒙古的列祖列宗。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建立蒙古帝国，形成蒙古民族至今，除了几次大规模对外扩张以外，蒙古人很难让人用其它的方式想起，辉煌总是短暂的，也容易使人忘却，但辉煌过去以后的沉寂和衰落却是深沉而持久的。想想看，如今的蒙古是一个富裕和繁荣的民族吗？蒙古人的心中还存在多少自豪感和自信心呢？毋庸置疑的是，在当今世界上，蒙古人是非常贫困的民族之一，面对科技飞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蒙古人也表现出了极其严重的迟钝；面对未来我不敢想象，偌大一个地球，将来还有没有蒙古人的存身之处？！

其实，如今蒙古人的处境到底如何，以及如果这种状态继续持续下去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每个蒙古人心里都很清楚；可是如今的蒙古子孙们除了酒桌上的豪情以外，从老祖宗那里什么优良传统都没继承下来，而老祖宗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文化，也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你我所共有的民族性格。凡是对蒙古和蒙古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蒙古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资源是很丰富的；其次，蒙古人生活的天然的流动性也决定着蒙古人的眼界不应该狭窄；再次，从近现代史上看，按照人口比例来说蒙古人也并不缺乏人才。那么，是什么原因是蒙古人在经历了初期短暂的、暴风雨般的荣耀和辉煌之后，却陷入长久的沉寂和衰落呢？是什么样的根本因素制约着蒙古人的进步和发展呢？笔者的看法是：文化，或者说是民族性格。

前一段时间阅读《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美］赛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使我深受启发。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关于文化在人世间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的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于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的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简单的解释可以是，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制度，而“文化是制度之母”，人们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决定着人们如何组织社会生活，如何实现社会进步。政治的主要作用其实并不是直接改变社会制度，而是通过对文化——也就是人们的心态和价值观念间接的对社会发生影响。

本书的多数观点涉及众家之言，是对文化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的多角度观察，其中存在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指出了文化对社会进步的核心制约作用。对于社会进步，学者们则认为就是“走向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社会——经济公正及政治民主”，相信这也是符合绝大多数人的理想的。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尝试从蒙古文化，或者说是民族性格／精神中间寻找蒙古人落后的历史根源。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所指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或者民族性格指的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思维模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它“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涵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它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也不是科学和技术，而是诸如我们对于生活的看法，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如何理解爱情和英雄性格，对道德的看法等等价值形态。

冠以“丑陋的ｘｘ人”之名进行民族文化整体性批判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所谓文化批判，或者说对民族性格的批判，说白了，就是得罪人，就是骂人，骂一大群人，其中甚至包括自己的老祖宗。对于蒙古人这种自傲和崇拜祖先的民族来说，这是一种大忌，所以我实在不知道我的蒙古同胞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我的批评。但我也知道，凡是在近代史上能够逐步摆脱贫困，实现社会进步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都进行过文化改革或者改良；而且，文化改良／改革还是促成社会改良／改造的核心因素。远的不说，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明显的例子。

我并不打算说蒙古人的文化都是不好的东西，但毕竟如同我以前说过的话：蒙古人应该成为一个善于自省的民族，没有自省，就没有发展；所以，如同其题目一样，这篇文章的内容也将同样令人感到沉重和不快。作为一个血统还算是纯正的蒙古人，我要强调，我做的只是一种显浅的尝试，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行动，也许蒙古人中还有（也应该有）比我更有头脑的人物，把这种努力继续下去。要知道，在民族的文化改良／改革中，总得有几个干将，总得有几个出头鸟去干些别人看不起的蠢事，遭人唾弃和谩骂，这可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蒙古人性格中存在的重要缺陷，这些毛病存在于我们头脑中已经有几个世纪了，正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观念和潜意识制约着蒙古社会的进步，你很容易从这种性格中推断出来今天蒙古人的命运。听好，我要开骂了。

镜子呵，这竟然是我的形象，我怎么这样难看！

——题记

一、自命不凡的个人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几乎可以说是蒙古人民族精神的核心，民间故事中有无数个这样的例子，这些人物几乎都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孤胆英雄”，或者是为了被夺走的恋人，或者是为了解救穷苦百姓，只身一人去同蟒古斯或者统治者作战，蒙古人对这类人物总是怀有无上的敬佩和崇拜。这种英雄性格不仅熔铸了蒙古人的性格，也给其他民族的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事求是的讲，这种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豪迈气概的确令人敬佩。

然而，在蒙古人民族性格形成的过程中，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被夸张、异化成为一种无知的、极度膨胀的个人极端意识。

１、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观察，就会发现很多蒙古人在骨子里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做大事的英雄，具体的说，这种意识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屑于具体平凡的事务；

——拥有过分强烈的个人意识，喜欢自吹自擂；

——为人固执倔强，不肯采纳别人的意见；

——容易被吹捧所麻痹，盲目的狂妄自大；

——一旦自己稍有成功，这种傲慢自负的情绪就会溢于言表，谁也瞧不起，看不到天外有天，看不到别人的更大的成功。

２、由于蒙古人个个认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英雄，所以在蒙古人憨厚朴实外表的掩盖之下，相互之间的嫉妒、怨恨和猜忌也是非常极端的，并不比别的民族更少，甚至更加严重，这种情绪严重的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度，也导致缺乏协作，妨碍着蒙古社会的统一和整合，当然，这同样会导致缺乏宽容，尤其是对失败者的宽容，谁只要失败了，谁的朋友就会马上离他而去。翻开蒙古史看一看，蒙古高原上什么时候不是战乱频仍，自相残杀，任何一个部落被征服，付出的代价都是全部被虐杀或者奴役，其残酷程度绝对令人发指；如果说曾经拥有过短暂的和平，也是因为有更强大的部落通盘征服了其他弱小的部落。非常典型的例子是，铁木真的父亲被塔塔儿人害死以后，他的族人就都离开他投奔到别的部落里去；在他与王罕的战役失败以后，逃命的途中跟随他的家臣绝大多数也不是蒙古人，而是一些别的民族的人。这种结果，就是在成吉思汗以后的时代也未能幸免。我们必须痛心的承认，团结和协作，永远是蒙古文化中缺少的重要一环。在这种情况下，工于心计的异族统治者只要采用离间计，或者公开称赞或者封赏蒙古人中的一个部落，或者给予某个部落某种特殊的权利，就很容易在蒙古人中播撒下不和的种子，挑起蒙古人内部的争端，令其内斗，相互攻杀，从而达到弱化蒙古民族的目的。

３、自命不凡的个人英雄主义所导致的另一个恶果是，蒙古人非常缺乏承认自身不足的勇气，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某种意义上很脆弱，如同坚硬而易碎的瓷器，脆性很大，失败后容易陷入自卑和自我怀疑，很容易一蹶不振。蒙古人很容易被盲目的激情所驱使，计划去做一件大事，然而事前却很少会认真评估其风险和后果，他们认为这种评估是胆怯的表现。如果凑巧做成了，蒙古人会很骄傲和得意，认为天下所有的事不过如此，个人英雄主义的虚荣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如果失败了，蒙古人倒是很少像汉人一样诿过于他人，他会闷头喝很多酒，在醉意中自怨自艾下去。

４、自命不凡的个人英雄主义所导致的第四个恶果是对酒精等麻醉性药物产生深刻依赖。既然认为自己是英雄，那么肯定不会愿意过平凡的日子，像个庸人一样碌碌无为，他总得追求不平凡，追求冲动和刺激，然而现实生活又提供不了太多的冒险机会，这样，为了从平凡中创造冲动，蒙古人就会喻形于酒，豪饮无度；酒桌上的竞争，也在一定程度提供了一种战斗拼杀的氛围，能够充分体现出英雄气概。我认为这就是蒙古人酗酒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原因。当然，蒙古人善饮的原因不仅限于此，寒冷的气候和单调的生活也许都能提供充足的理由，然而在我看来，前者是更为深刻的原因。从遗传上来讲，还没有证据表明蒙古人的身体比别的民族更喜爱酒精和更善于分解酒精，而医学的有关统计已经表明，蒙古人患肝脏疾病的比例与别的民族相比很高。整个民族集体性的嗜酒如命的确是一件可悲和可怕的事情，而这种恶习肯定还要对蒙古人的后代和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我希望和同胞们同温成吉思汗箴言中反对酗酒的一段：“酒醉的人，就成了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成了聋子，喊他的时候，他听不到，他还成了哑巴，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不能回答。他喝醉了时，就象快要死的人一样，他想挺直地坐下也做不到，他象个麻木发呆头脑受损伤的人。喝酒既无好处，也不增进智慧和勇敢，不会产生善行美德：（在酒醉时人们只会）干坏事、杀人、吵架。（酒）使人丧失知识、技能，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事业的障碍。他丧失了明确的途径，将食物和桌布投入火中，（掷进）水里。国君嗜酒者不能主持大事、颁布训诫和重要的习惯法；将士嗜酒者不能掌管十人队、百人队或千人队；卫士嗜酒者将遭受严惩。”

我必兴起那残忍暴躁之民，焚烧你们的屋，劫掠你们的财物和妻女，必令你们伤心哭泣，然后让你们知道悔改。

——题记

二、鲁莽暴躁的尚武精神

谁都知道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蒙古人所生活的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带并不是适合耕种的土地，地理环境决定着历史上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必须是所谓的“逐水草而居”。然而游牧经济却是一种非常单一的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必需品无法从牲畜身上获得，比如说茶叶、铁器等等，获得这些东西有两种途径，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掠夺，而在古代，贸易这种方式是非常脆弱的，它受到气候、交通、国家／民族关系等太多因素的影响，不如掠夺来得痛快和方便，所以对蒙古人的祖先来说，通过战争进行掠夺，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并不是蒙古人天生野蛮，只是情非得已，对此，忽必烈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精辟，大致意思是说，我朝在建立之初，攻城掠地之后，从不驻守，只是为了获取有用之物。

可以这样说，地理环境的制约，游牧的生活方式，通过漫长的历史沿袭逐渐培养了蒙古人的尚武精神，从而赋予了蒙古人勇猛顽强、活跃粗放的精神气质，然而，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这种尚武精神也对蒙古人性格中带来了很多负面因素：

—— 处理事情简单化，冲动，不考虑后果，认为激情可以解决一切。这个特点是蒙古文化的一种非常突出的特点，也表明它是一种非常感性的文化。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创造力的源泉，民间故事、诗歌、歌曲作为蒙古人用来传承文化的主要载体，其优秀和丰富程度是这种寓于冲动之中的创造力的证明。生活在这样文化中的人们可能成为最令人敬仰的优秀人物，也可能成为令人憎恶和畏惧的破坏者——蒙古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切。在实施了大规模的征服和屠杀之后，蒙古人的统治对于广阔的欧亚大陆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冲动和残酷，是早期蒙古人成功和短命的统治的最佳解释。

—— 讨厌繁文缛节，和复杂的理性思维；文化教育水平低，却又看不起文化人；鲁莽，豪爽，暴躁，不拘小节，喜欢直来直去；缺乏理性，缺乏冷静的分析能力和洞察力，因而也就平庸和迟钝。蒙古人几乎不喜欢什么形而上的、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实际功用的思想，蒙古人在内心深处的哲学是不成文的实用主义，只有对现实生活有用的思想和技能才会受到重视，所以早期的蒙古人在每攻下一个城市以后，没有受到屠杀并被带走的俘虏中一定会包括各种工匠和手艺人。然而使一个社会能够保持长久稳定和发展的思想恰恰是那些表面上没什么用处的理论，这些理论站在人类思维的背后，通过想象力和建立假说，直接刺激着新方法和新技能的诞生。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发达，恰恰是在复活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列宁曾经清楚的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认为，一个民族要想前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性思维。而这一点认知恰恰是蒙古人所缺乏的。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人就没有重视过教育，也许是那时候的蒙古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统治者，只要孔武有力，就可以取得天下，没有必要理会软弱的臭乳酸文，然而几百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蒙古人的尚武轻文已经给子孙们带来了无穷的遗害。

——残忍，暴躁，一定程度上的放肆无礼和自由放纵。这些特点几乎不用多说，人人都知道蒙古人的酒后闹事是出了名的，他们也很少有耐心去听观点不同的人的解释，而在历史上，蒙古人的纵情屠杀也给足够多的民族的子孙后代提供了憎恨蒙古人的理由，虽然当代世界主流的价值观念是平等和宽容，但把这种仇恨记忆了几个世纪的仍旧大有人在。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族人在其早期的典籍，比如说在孔子、老子、墨子等人的思想中，已经发展出了克制个人的情绪和欲望，遵守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所谓‘克己复理’），以及作为君主必须尊重和爱护人民的思想，然而在蒙古人的文化中，却始终缺乏这一点，有关治国之术，有关成为一个明智的君主的伦理学，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成吉思汗在西征中，能够停止其杀戮，是来自于长春真人邱处机的劝告。

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与年轻一代的蒙古人有所不同，有些上了岁数的老年蒙古人对于祖先的嗜杀，并由此对成吉思汗持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老成吉思汗骑着马，挥舞着马刀东拼西杀，到处播撒蒙古人的种子，每攻下一地，就留下一些蒙古人管理和驻守，在蒙古帝国灭亡以后，这些蒙古子孙就得受人家的报复和压迫，不是什么好事。

蒙古人呵！你天生就只能匍匐在大汗和喇嘛们的脚下吗？

——题记

三、奴性的权威主义伦理

蒙古人伦理观的来源主要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萨满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祖先崇拜，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学习方式，一代代的蒙古人从祖先处理人际和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中学到做人的规范。而对于藏传佛教的批判够多的了，有些学者甚至把它称作“蒙古之癌”，认为是它使蒙古人变得怯懦和缺乏进取，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藏传佛教毕竟又是蒙古人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唯一的复杂思想体系，对于蒙古人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蒙古人的许多学科、技艺（其中包括医学）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他的启发和滋养。对于这两种伦理观念对蒙古人人格的不利影响，我们应当说，问题的核心不是在于这些伦理道德观念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能否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这两种观念带给蒙古人的所有不利影响的核心就是一种可悲的奴性，这种奴性相对于蒙古人的英雄气概来说犹如水之与火，它消灭了为自己和民族奋斗的、敢于反抗的精神，消灭了民族的自尊心和前进动力。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对于统治者来说，蒙古人是容易统治的蛮族。“佛是戎神，理当供奉”，意思是说，佛是那些蛮族信仰的神，佛要求他们忍耐和恭顺，所以要统治蛮族，就得供奉蛮族所信仰的佛。这样的民族性格是蒙古人所不自觉的精神枷锁，只要蒙古人还保持着这样的性格，蒙古人就永远摆脱不了受统治的命运。

前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对传统毫无批判的继承，对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对祖先缺点的文过饰非。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蒙古人的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僵硬和缺乏变化，当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祖先所提供的经验无法解决新的问题时，这种文化的弱点就会暴露无遗，就会发生民族整体性的社会适应不良，民族的进步也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毫无疑义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创新，与这种对祖先崇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蒙古人生活的突出特点就是混日子，他们不喜欢生活的变化，更不会主动的寻求变化。显而易见的危机来临，也不会想到避免；显而易见的机遇来临，也不会想到把握。既然祖祖辈辈都是游牧，今天也没有什么理由改变。只要这是祖先定下来的事，即使它在今天看来非常的不合时宜，甚至有些愚蠢，也不能改变，这就叫保护“传统”。

——极端的个人崇拜，对统治者、成功者的盲目追随。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在蒙古人的群体中，你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蒙古人做一件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尽管你的主意很妙，可行性也很强，但蒙古人对你的说教非常冷淡，你以为自己是缺乏感染力，就进一步的努力说服，你很快就会发现，蒙古人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最终的结果是，蒙古人都疏远了你，你似乎在某些方面冒犯了他们。实际上，这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因为在蒙古人中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等级关系，在他们中间，总是因为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存在一些领导和权威人物，这些人或者是家庭出身比较高贵，或者是比较富有，或者干脆就是能打架。你如果发现不了这些关系，不能找到这些头面人物，说服他们来帮助推进你的计划，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缺乏反省自身的能力。蒙古人把判断的权利几乎都交给了自己信任的权威人物，所以蒙古人也就缺乏了解自己的能力，不善于也不能够对自己的未来作主。他们把自己的激情和努力全无保留的贡献给了领导者，但却无法确定，他们所信任的权威人物将要把他们带到哪里，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却是他们自己。

下面这几个弱点则是藏传佛教带给蒙古人的：

——对痛苦和不公正的麻木，奴性的忍耐。在压迫和暴政面前，蒙古人已经从佛爷的教诲那里学会了无休止的忍耐，他们认为这会给他们的来生带来好运，因此他们从不会计较今生的得失。

——无原则的善良、人道和柔顺，缺乏风险意识的热情和慷慨。以前曾经看到不少议论，说是蒙古人比较“傻”。所谓“傻”者，我想也就是我们在这刚刚提出的性格特征。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在他的散文中也曾提到这种对蒙古人的评价。在我看来，蒙古人的这种性格主要来自蒙古人的古代生活方式，并在后来被藏传佛教加以强化。对所有人不加防备的热情，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点，也是我们极大的劣势，我们既因为这种热情而受人尊重，也因为这种热情而遭受嘲笑。毫无疑义的，这样的性格在今天这样的世界上是绝对要吃亏的。然而我们也并不主张我们的同胞们变得奸诈狡猾，逢便宜就占，还是那句话说得好：朋友来了有好酒，坏人来了有猎枪。

——表面化的谦逊恭顺和表面化的忠诚和诚实。藏传佛教对人的谦虚、不炫耀的要求显然制约了蒙古人的自吹自擂，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然而可悲的是，蒙古人实际上并没有理解谦虚和谨慎在道德上有什么重要性，这种表面文章相反给蒙古人的各拉山头、自许英雄的内斗提供了很多障人耳目的烟幕。

骑士制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诡辩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

——题记，埃德蒙·伯克的话，引自萨谬尔逊《经济学》的第一章

四、文化中的重要缺憾

蒙古人的文化有其脆弱性或者说弱点，当代的蒙古子孙们对此也有不少扼腕痛惜的人士，我实在不知道蒙古同胞们会对我这篇文章做出什么反应，说实在话，我也是要冒一点的风险的。有人对我说，蒙古人现在本来就没有什么自信心，你再一批判，蒙古人就更无地自容了。我的看法是，民族之病已经久矣，我们不能因为怕疼，就拒绝医治，所谓“讳疾忌医”，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如果说蒙古同胞们在读了这篇拙文以后，能够有所动容动心，那么实在是科尔沁夫的大幸，更是民族的大幸。

简单的说，在我看来，蒙古文化的改良／改造需要的正是有头脑的、开明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作为开路先锋，他们处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临界点上，通过自己的体验和对比，找到自己民族文化中的缺憾，教导自己的同胞，接受这些对于自己民族的批评，才能对蒙古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我的观察来看，现代蒙古文化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憾。这些缺憾的弥补，非常需要蒙古族知识分子们从外来文化中介绍吸收到蒙古文化中来。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需要一批人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的：

１、缺乏辩证思维，不知变通和计谋。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最高的形式，在这方面，或许蒙医学的理论会是个突破口；它是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可惜的是长久以来没有超越医学进而指导蒙古人的思维。要知道，如果说我们没有什么现实的资源可以利用，那么头脑就是最有用的资源了。

２、西方式的人文和科学精神。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是在学习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以后才获得社会文化和经济的重大发展的，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发展有两个主要特征：一个是人道主义或者说人文主义，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创造力的尊重；一个是对事物客观的科学态度。这不是说用西方文化取代蒙古人自己的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学习西方而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从本质上说，文化没有正宗不正宗的，蒙古人自己的文化难道都是蒙古人原创的吗？要知道，藏传佛教就是借鉴来的呵。早期蒙古人与现代蒙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开明的吸收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的祖先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３、市场化的思维。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出的运行最为成功的经济制度，蒙古人不能无视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对自己民族命运的影响。

醒来吧！蒙古人们！为了你自己和你所挚爱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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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政府时期

早在１９世纪的８０年代，沙俄就开始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在外蒙古扩张势力，把外蒙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１９１１ 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早已觊觎外蒙的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危在旦夕，无暇顾及边防的时候，由其驻库伦（即现在的乌兰巴托）总领事出面，策动外蒙古的 活佛和王公们脱离中国。１１月３０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接着，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解除 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二、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找库伦当局谈判，遭到拒绝；武力镇压又遭沙俄政府的强烈干涉。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别无出路，只得与沙俄谈判寻求解决外蒙问题。

１９１３ 年１１月，沙俄当局迫使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虽然也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取消独立，却规定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不驻军， 不移民；逼迫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即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对外蒙的所谓“宗主权”），由俄国实际控制外蒙。１９１５年６月７日，沙俄政府、外蒙当局和北 洋政府三方又在外蒙的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确认１９１３年的“中俄声明”，并予以具体化。

据此，１９１５年６月９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时任总统的袁世凯册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搞“独立”的有关人员。外蒙实行所谓“自治”；但实际上日益沦为沙俄所控制的地方。

１９１７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虽然在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２０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 但是，在外蒙古问题上，它却继承了沙俄的衣钵。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苏维埃俄国不想，也没有把外蒙古真正看做是中国的领土。

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也就是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后不久），苏俄政府对外蒙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它的一切权力属于蒙古国，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它的内政”。并表示，苏俄要求立即同外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其 间，来了一个插曲：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外蒙当局又突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恢复前清的旧制。几年前闹独立的外蒙古封建势力难道真想回到祖 国的大家庭中来吗？不是的。外蒙古本来是靠了沙俄的支撑来维持其“自治”的。现在沙俄政府垮了台，远东的沙俄残余势力自顾不暇。外蒙的外援断绝，于是导致 了财政困难、社会混乱，民众反对“自治”。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只得求助于北京。于是，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顺水推舟，在１１月２２日下令取消外蒙的“自 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１９１３年的《中俄声明》和１９１５年的《中俄蒙协约》。

但是时隔不久，１９２１年外蒙古又闹起了第二次“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 时北洋军阀由于直皖战争，内斗激烈，北方局势混乱。于是，各种外部势力又想混水摸鱼。远东白俄的军队在东北日本军人的支持下侵入外蒙古，是年的２月２１ 日，他们占领库伦，扶植起新的政权。外蒙古的活佛、王公们又一次宣布“独立”。接着，苏俄红军借口白俄军队入外蒙，也进军库伦。７月，在红军的支持下，外 蒙古成立了亲苏的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

１１ 月５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同日，苏联和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为了保护这个政权，苏俄 军队一直留驻到１９２５年３月。北洋政府对苏俄的出兵以及随后成立的政府，虽然提出过抗议，但鞭长莫及、无能为力。


三、国民政府时期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２６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当 时，中国的政局长期混乱：南北对峙，北伐战争，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中苏断交；以及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件”后东北沦陷和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没 有一个中国政府有能力去处理在苏联保护下的外蒙问题。事实上，外蒙古从此就脱离了中华大家庭，日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也不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 题了。

例如，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于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且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这样，两个本来都属于中国的领土成了他们手中的赌注。这是苏联外交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对此，重庆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曾郑重声明“绝对不能承认”，他强调说：“《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眼看即将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却再一次遭到沉重打击。

１９４５ 年２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 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 国”。斯大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并取得其同意。

这是他们背着中国搞的一笔肮脏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公然践踏了公认的国际准则。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５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１９４５ 年６月底至８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 日本。中国事实上已无力来管理外蒙，何况目前外蒙和内蒙正准备联合起来要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 “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

这 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 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 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当 然，所谓“公民投票”，也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下台阶而采取的一种办法。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这次“公民投票”（记名投票）。据外蒙 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４９万选民，“９８％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事后对这 次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 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蒋 介石在大陆垮台、逃往台湾后，１９５３年，他宣布废除１９４５年中苏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 版图之内。而且还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了一番，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这是我 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

1949 年10月，中国的内战以共产党的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 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 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 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中 国共产党主管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开始束缚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 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 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抗 日胜利，国内战争接近尾声，当中共军队要跨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发难了。条件就是要中共不要打过长江，维持南北两个政府分别自治，走德国、朝鲜等国家的方 式。目的就是要中共做他的附属国。毛泽东当然不同意，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蒙古独立，保持中苏之间有一条缓冲带。否则将不再支持共产党，还要长期占领苏联红军 从日本人手里抢来的黑龙江地区。无奈，毛泽东答应了外蒙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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