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采取刺激性措施的动机十分简单。中国没有遭受西方那种金融危机，但却受到了其次级效应的明显影响，导致出口骤减。2007年，中国出口增幅为25.7%，出口对GDP之比高达36% 。而去年11月份，出口同比下降2.2%，且此后一路下滑。今年5月，出口同比骤降26.4%。出口下降对GDP增长幅度的拖累作用可能达到了3个百分点。如果计入间接影响，对中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的拖累甚至可能超过了5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的反应非常迅速。2008年11月，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合58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落实。刺激药方的“剂量”很足，为2008年GDP的14%。

中国有能力负担如此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过去10年来，中国的预算赤字很低，2007年还出现了预算盈余。因此，即使推出了刺激方案，中国的债务可能也仅占GDP的20%左右。政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不过，这就带来了第一个问题。刺激方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这部分投资的增速一直高于GDP增速。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在短期内创造需求、在长期内创造供给的双重功效，在一般情况下，投资率的上升短期内将迅速创造出过度需求，随后，经济将从过热阶段转向产能过剩。相应地，通胀压力也会为通缩压力所取代。

2003年年底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经济过热。由于过热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也随之不断增加。但由于外部需求强劲，产能过剩局面并未立即显现。不幸的是，政府未能有效控制住投资过热。譬如，政府2004年曾试图遏制钢铁行业的投资热，当时中国的钢铁产能为4亿吨。而到了2007年，钢铁产能已突破6亿吨。只是当出口暴跌之后，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才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显露了出来。

要想维持可观的经济增长率，同时避免大面积失业情况的出现，中国政府只剩下了一个选择：用国内需求来取代急剧萎靡的外部需求。从短期来看，刺激国内消费的难度很大；投资需求成了唯一的选择。经济刺激方案的后果是：2009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同比上升36%，而中国的投资率可能已突破了GDP的50%。

政府十分清楚，中国经济一直饱受产能过剩之苦。这正是刺激方案中政府投资之所以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而非兴建新工厂的原因。不过，一个以投资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仍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仓促上马及执行中监督力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浪费现象比比皆是，而这股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预期收益也不容乐观。

应动用更多的资源，构筑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家庭消费能够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支出也应有益于私人投资，并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许多地方政府却在压挤这些企业，以弥补税收不断下降的影响。

面对外部需求突然减少导致的产能明显过剩，中国政府正想方设法稳定出口增长。退税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激励政策。但不幸的是，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由于美国对其经济失衡进行调整——特别是消费减少——出口市场萎缩的状况难以改变。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的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被动调整，而非主动调整。中国不妨加大消除内外价格扭曲的力度，以减轻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尽管中国的危机管理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在结构性调整方面的成就仍喜忧参半。

现在来谈一下第二个问题。2009年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7.3万亿元人民币，超出全年的官方目标。信贷增速高得惊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情况亦是如此，相对于GDP的增速创下了历史新高。其结果是，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

诚然，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放缓，中国应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中国并未遭遇流动性不足和信贷危机，其货币乘数一直也基本稳定。中国不必向美国那样动用直升机漫天撒钱。

流动性过剩已导致资产泡沫再度抬头。目前阶段，由于产能过剩，通胀暂时还未构成威胁。不过，鉴于广义货币供应量为GDP的160%以上，当遭受内部或外部冲击时，形势随时会发生变化，且变化速度可能会很快。全球政策制定者都在关注美联储(Fed)的下一步举措。中国货币当局或许也需要思考其退出战略。

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复苏，中国必须在危机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如果中国无法解决其结构性问题——包括对出口的依赖、高投资率和收入差距悬殊——将不太可能保持持续的增长。无论是进行结构性调整，还是制度性改革，本轮危机都为中国提供了良机。果断采取必要措施，符合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

本文作者是中国社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学部委员、原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本文系根据英文译出，并经作者审定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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