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媒体面临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压力，殊为不易，但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说，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媒体也实在不多。对媒体行为的一切评判均基于商业利益逻辑，在我看来，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但在另一方面，“宣传”年代以来，媒体被赋予了太多“主持公道”的光环，导致受众不能警醒地认识到媒体身上的商业属性，同样有失平衡。于是，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媒体本身的确具备利益个体的特征，并且构成了一个拥有相当大能量的利益集团（需要注明的是，“利益集团”在本文中是一个中性词）。

面对需要刊播的信息，每一个媒体的议题设置和描述方式，总体来说都会反映其决策者的意愿，并进一步代表出资方（例如所在地政府）乃至广告主的利益——当然，并不会时时刻刻都表现得那么直接。例如，在2008年夏天乳品行业三聚氰胺事件中，内蒙古媒体集体失声，置若罔闻。我们当然可以斥之为“掩耳盗铃”，但对当地媒体来说，这的确也是一个显示对本地当权者乃至广告主“忠诚友善”的方式。

甚至，在某些特殊议题中，原本拥有不同商业利益取向的媒体也会结盟，形成一个属于中国媒体业的利益集团。比如在类似“记者被打”这样的事件中，所有媒体都会表现“同仇敌忾”，齐力声援。再比如，在新近的“网瘾”事件中，中国四家门户网站在刊载反对意见时均表现积极，形成强大的言论压力。当然可以认为这种舆情汹汹是“民意”体现，但在民意和舆论引导者的意愿之间，很难说后者没有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有意识的推波助澜。

在商业利益之外，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更加强烈地控制着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不过，这些报道或者评论行为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于宣传官员的指挥部署，与具体的媒体个体其实并无多大干系，“奉旨发稿”或者“奉旨删帖”而已。所以，在面对那些敏感问题报道（例如群体性事件、外交事件）时，受众不妨预设“官方色彩”的前提。

当然，凡事皆从媒体报道动机来分析，也显得过于“阴谋论”，不可取。但与媒体报道保持一定距离，不动辄喜怒，会是一个可取的选择。

一般来说，媒体的工作规律总是倾向于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标签化，并且需要以一种容易刺激神经的耸动方式表达，这一点在大众媒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也正是人类沟通的困境。所以，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当面前出现“洒狗血”式的描述时，更需保持一份警惕。这种“洒狗血”式的报道内容，不仅包括“人间真情”、“光荣正确”，同样也包括对“一小撮”、“反动势力”的描述。我们需要谨记，真实世界远比媒体上所呈现的多样、复杂，也未必那么“精彩”。

姑且不谈媒体描述中的“别有用心”（来自政治或商业压力），即使是报道者本身极力追求置身事外的公正平衡，但基于各种客观因素，理论上的“真实”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而在一个对信息流动速度要求极高的时代，由于报道时效限制，日报、广电媒体和互联网的报道就更加容易表现为“片面真实”。因此，在面对媒体报道时，我们时常需要多一份耐心和平常心，如果确有了解的兴趣，不妨观察一段时日，并尝试了解不同媒体的报道内容，以实现“更加全面”的认识。单一媒体在一个时间点上一定不会“公平正义”，不是白纸黑字就能“天然正确”。但自由竞争的多个媒体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总是更逼近真实，也是勿庸置疑的。

通过值得信赖的媒体获取信息是节约时间的一个好办法。中国互联网媒体昌盛，但我还是不喜欢“新浪的新闻”这样的说法。众所周知，除了少数财经、娱乐类报道外，中国门户网站刊载的绝大多数新闻报道都是转载于其它信源，网站只是一个“显示器”。所以，在通过网站浏览新闻时，我总是习惯于查看其原始信源。这些报道出处可以传递给我评估报道全面性、真实性的依据。

或许吧，用“媒介素养”去看媒体报道，有时会觉得灰暗无趣。不过，真实的世界也正是这样，太阳底下其实并没有多少新鲜事。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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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1, 2009 —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新疆事件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作以下两点说明是很重要的。第一，说国际上“反华”或不理解中国在新疆暴乱事件上的立场是言过其实了。国外媒体并非铁板一块，对事件有各类报道，且观点不一。有意思的是，在政府层面上来看，美国政府比非西方的铁杆穆斯林国家更支持中国。王光亚就此次暴乱表示“感谢美国政府目前的温和立场”；而穆斯林国家如土耳其与伊朗则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其次，不管中国的宣传如何以及人们有多了解中国，国际上还是会继续批判中国的政策的。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是反华的，而是因为他们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中国形象在国际公关领域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一路支持中国的政策。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向外界传递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也许会说，关于新疆事件，他们所说全部属实，因而公关形式就无关紧要了。但是，如果包装形式不合外国人的口味，最终还是实现不了其目的。愤然谴责倒可泄恨，但于事无补，只不过又是一个阿Q罢了。笔者想就中国在“7·5”事件上的国际公关提几个观察点。

首先，中国的政治用语的英文翻译欠佳。英语里的“宣传”这个词有很重的贬义。它指的是某政府或团体捏造信息以控制舆论。从中文翻译过去的英文，或中国人所写的英文在西方人听来往往就像是此类宣传。感情色彩强烈的用词和冗长的句子在汉语里也许很正常，但在英语里显得牵强造作。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称作“热比娅之流”，说反对中国的人最终会“be hoisted by their own petard”等等，在英语里都显得很傻。不那么激烈的言辞会让人容易接受一点。如果中国在理，又何需慷慨陈词呢？

第二，谩骂外国媒体是无济于事的。外国媒体是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中国的反外国媒体之战，如反CNN，肯定无法改变他们的报道。外国记者坚信他们的报道的客观性，而且在他们看来，照片说明文字上及其它地方的失误都是很小的错误，并不足以成为“反华”证据。虽然错误应当被指出以澄清事实，中国并无讨好外国媒体的必要，但中国还是可以在说明事实与保持良好的媒体关系间找到一个良性平衡。

第三，具体到“7·5”事件而言，中国恐怕是弄错了攻击对象。许多中国人之所以认为外国媒体是有偏见的是因为外国媒体的焦点都聚集在此次暴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根源以及中国政府是否行为过当。攻击热比娅·卡迪尔，展现新疆与中国在历史上的和睦关系的种种证据并没有回应这些问题，反而让人觉得中国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外来势力”，自己却不承担任何责任。更糟的是，中国对外来势力加以指责却当时没有立刻提供证据。

这从而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这反使热比娅扬名了。在“7·5”之前，西方还没有几个人听说过热比娅这个名字，但现在她恐怕要成为维吾尔的达赖喇嘛了。第二，说新疆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听起来就像是搞宣传。新疆和西藏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但是反复强调这种历史渊源，让人觉得这是向西方解释中国占有该地区的借口。也许我说的并不对，但如果中国的策略着眼于当今，效果会好得多。

中国的崛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应该得到全世界的认可。2008奥运极大提高了中国的民族自信心。满怀信心的中国能以新的风格改变世界眼中的中国。中国再不必只展示其好的一面来说明她的伟大，而把批评都说成是恶意的。真相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所能“提供”的，正如鲍勃·伍德沃德所言，“真理终会浮出水面”。好的公关运作会带来收益，但是诚恳、开放的态度和自我反思会使中国得到真正的尊重。

http://blogs.cn.reuters.com/blog/2009/08/31/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新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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