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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活佛出生在西藏山南加察县一户属于寺院属民的农奴之家。热振活佛佛学造诣深，学贯五明，年方20岁便取得了拉然巴“格西”（佛学博士）学位。他平易朴实，经常体察民情，和穷苦的百姓交朋友，帮助人们解除精神上的苦恼和忧愁，因精通佛法在僧俗两界均德高望重，十三世达赖喇嘛十分赞赏热振活佛的做法和品行。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前夕，多次以暗示方式在他死后由热振活佛摄政西藏地方事务。因此，他被僧俗民众推选为摄政王，应该是众望所归。1934年2月23 日（藏历木狗年1月10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就职仪式，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前后，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内部的分裂势力甚嚣尘上，以噶厦政府的噶伦擦绒、藏军总司令龙厦为首的分裂主义头目，正在英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与直接支持下密谋剪除“亲汉”官员，然后成立所谓的“西藏国会”，在西藏建立一个仿照印度模式的由英国人保护的“西藏独立政权”。同时，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代表也加紧操纵西藏地方的分裂分子尽快寻找一个能为其所用的新达赖喇嘛。

当时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政府也看到了西藏地方正处于与中央政府分裂的高危局势。蒋介石也为此煞费苦心地寻求解决西藏面临分裂的办法，所以，当具有爱国意识的热振活佛在1934年2月23日摄政后，民国政府立即致电祝贺五世热振活佛出任摄政，并于 1934年5月29日册封五世热振活佛为“辅国普化禅师”。在此之前的1934年4月，蒋介石就委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担任民国中央政府专使，经四川、西康进藏，并于1934年8月28日抵达拉萨。黄慕松与热振呼图克图会见后，对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融洽关系，建立互信等重要政务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并在很大程度上与热振活佛达成了共识。

黄慕松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派往西藏地方的首位大员，而这一切作为都与摄政的热振活佛有密切的关系。至于黄慕松与热振活佛究竟商谈了哪些内容，达成了哪些互惠的协议，当时并未向社会公开，至今也未能见到相关的档案文件。但是，从他们多次融洽的磋商后，热振呼图克图随即组织西藏上层人士代表向黄慕松特使共同表达了“希望中华民族能切实团结起来”的愿望，并很快确立了在拉萨设立民国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该办事处具有和地方噶厦政府协商处置西藏地方僧俗政务的权力。从这一点来推测，热振与黄慕松的亲密磋商是卓有成效的。而且，我们还可以从热振呼图克图直接主持的，寻访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这件关乎中华民族与西藏僧俗民众的重大法事上，来体悟黄慕松专使与热振活佛会晤的重大作用。

可以说，热振活佛担任呼图克图的摄政期间，寻访选定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是他第一位的重要圣职佛事。而在这项寻访法事中，西藏各僧俗集团内部也产生了激烈的明争暗斗，而企图掌控西藏的英帝国主义势力与西藏地方分裂主义势力，也期望找到为符合他们意愿的、能为他们所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不过，热振活佛是摄政王，寻访认定转世小灵童是他的专职权利，名正言顺地要由他来权衡决定。热振活佛也很好地利用了这特有的权力，击败了那些西藏地方分裂主义势力的种种图谋。将寻访转世灵童的职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主持了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小灵童的全部法事活动。

正是热振活佛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转世法规，首先确定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面向东方，暗示将转生拉萨的东方；其次，他主持乃均降神仪式，从他的佛意感悟中确定了“达赖将转生在东北汉人地方”；最后，为寻找转世灵童，热振活佛召集20多名高级僧俗官员及大批随从前往西藏南部著名的圣湖拉姆拉措（藏语意为吉祥天母湖）观湖占卜。在这个海拔5200多米的神湖“拉姆拉错”观湖时，其他僧俗官员什么也没看见，只有热振呼图克图从这个高山顶上的神湖所显现的景象中获得了占卜神示。

根据《拉萨见闻记》记载，1935 年夏天的观湖法事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当时只有热振活佛一人表示看到了神示显影。据热振活佛对神湖显影的描述是：神湖中先是显现了发音大致为“阿”、 “嘎”、“玛”的三个藏文字母，接着出现了一座三层楼的金顶寺庙。在寺庙东方有一条山间小路，蜿蜒通向坐落在山上的一所有绿松石顶饰的农家小平房。小平房门前有巨柳一株，旁边系一匹白马，有一位妇人怀抱小儿立于树下。热振活佛解释神示说，那个妇人怀抱的小儿，就是转世小灵童。热振还将观海神示所见情景令画匠详细描绘出来，然后派格桑活佛和凯墨色（即古桑子）按图向拉萨东方的汉人居住地寻访转世灵童。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寻访，终于在青海省湟中县境内有汉、藏、回共居的乡村，从一户赵姓的汉藏组合农家中，寻访到了汉藏混血儿转世小灵童，藏名叫做拉木顿珠。根据后来对神示的解释，那三个藏文字母对应着藏文中的“安多”(泛指青海等藏语方言区)、“塔尔寺”、“人”，那座寺庙便是格鲁派六大寺之一的青海湟中县塔尔寺，山上的平房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家。

在民国政府方面，当蒋介石知道转世灵童在青海湟中县境内一赵姓汉人家中寻获，，他不仅以手加额表示庆幸，不断搓着双手，连连自语：“天助我也！天助我也！西藏这下到我手中了！”而且严令青海方面严密注意、严守秘密，防止藏方将达赖灵童私自迎进拉萨，还一次次地亲自写信函、拟电文指示、迅速签批敕令，迅速指派官员赶赴青海或西藏督办。这一系列政务处置，都显示蒋介石的民国政府对热振呼图克图的高度信任，，也显现了热振呼图克图与民国中央政府的高度默契配合。

蒋介石曾一再强调这种默契配合的重要性，当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势力要求青海省政府护送转世小灵童（佛家称之为呼毕勒汗）的人员只到西藏地区边线为止，不准抵达拉萨，企图在由他们寻访的另两位小灵童与由热振呼图克图倾力寻访的青海小灵童这三者之间，由他们自行在拉萨为入选的三位转世小灵童举行金瓶掣签仪式。蒋介石闻讯后，立即给蒙藏委员会吴忠信委员长电函指示：

“查达赖佛转世中土，关系中央与西藏前途至切，况掣签大典须由中央大员监督主持。今藏方请中央护送（呼毕勒汗）仅及藏边，公然藐视祖国。破坏教规，务使达赖与祖国断绝关系。查此呼毕勒汗早经班（禅）佛亲自认定。若舍前因，神灵不爽，蒙藏僧俗，远近咸钦。若经中央册立，即不入藏掣签，当也为世所公认。设或藏方自以所选两灵童掣签要挟为虑，则有达赖七世前例可援。……但此事确为中央改善西藏关系之重要时机，不宜坐失。究应如何应付，适应机宜，具希核议办法，具报为要。”

在这里，蒋介石明确提出了不能让西藏分裂势力自行掣签决定转世灵童为达赖喇嘛，为防有变，可以效法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在1719 年由清朝康熙皇帝直接册封的先例。同时，国民政府也通过驻西藏办事处加紧做热振活佛的工作，婉转地表述蒋介石的态度，并希望他把握西藏各派僧俗集团势力争斗的局势，为青海小灵童顺利入主布达拉宫铺设道路。这中间究竟与热振进行了哪些至关重要的磋商，达成了哪些协议办法，我们今天也无法核查清楚。但热振呼图克图在1939年4月29日给国民政府的电文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热振的电文除了对国民政府拨款10万元香火费“感戴无涯“之外，还提出：“今再恳令吴委员长飞青海。将达赖转世童儿督促一同护送入藏，则感德无际矣。”

蒋介石在接到热振呼图克图的呈报电文后，立即在2月5日，以民国政府行政院的政令形式正式颁令：“免予抽签，特准(灵童)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从而完成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小灵童的正式册封。

为这位在青海寻访到的有汉族血统的混血儿小灵童拉木顿珠认定为转世达赖喇嘛的法事，热振活佛还曾亲自远道赶赴藏北当雄县的乌玛扎西塘，迎接由青海马步芳方面派一个营的兵力护送而来的灵童，并为之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又亲自陪同灵童到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然后迎至罗布林卡的格桑颇章下榻。

1939 年10月13日，热振活佛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隆重仪式，再次亲自为灵童拉木登珠剃度，授居士戒。1940年2月22日，当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小灵童拉木顿珠在莅临拉萨的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主持下，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盛典后，热振活佛正式为小灵童摩顶受戒，赐佛号名为丹增嘉措，并亲自担任只有五岁多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正经师。从而顺利完成了西藏地方宗教事务中“寻访认定”与“坐床继位”的两件大事。

热振呼图克图在确认青海寻获的这个汉藏混血儿的达赖转世小灵童的法事上，可以说是力排众议，几经周折，竭尽全力，确保过关。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他是一位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上层喇嘛，在他执掌全藏政教事务以后，一直致力于改善同民国中央政府的关系之外，仔细考量起来，应该还有更为重大的政治因素在起着主导作用。那么。这重大的政治因素是什么呢？

当我们今天从已经解密的历史档案中仔细研读，应该可以得出比较清晰的结论。这就是蒋介石与民国中央政府在热振活佛摄政西藏僧俗事务之后不久，1934年5月29日民国政府即赐封热振活佛为“辅国宏化禅师”的封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抗日战争爆发后，热振活佛及时地领导拉萨的僧俗群众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为祖国祈祷抗日战争胜利。在他的组织下，拉萨僧俗群众曾经成群结队地前往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了解战况，捐款捐物，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表现出拳拳的爱国之心。

而更让我们为之震惊的是，尚未亲政的年少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西藏佛教界分裂主义领头人物和亲英的经师达扎活佛浓厚分裂思想的影响下，在前来西藏进行间谍活动的奥地利人、纳粹分子海因里希·哈勒，以及“英国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这两位外语教师的教导训育下，一步步走上了鼓吹“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道路。他在1951年亲政以后，作为西藏地方噶厦政府中的分裂主义总代表，处处与中国中央政府为敌，并于1959年3月18日发动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彻底走上了罪恶的的叛国之路，沦落为当今“藏独”恐怖势力的总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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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民族的多源多流

历史悠久的汉民族，自古及今瓜瓞绵绵，枝繁叶茂，为融合众多民族漫漫演变而成。它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又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形成的。再往前推，夏、商、周也都大多出自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到了秦代，国家的统一，消除了华夏族各支系间彼此隔离的状态，形成了华夏族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加强了华夏族与内迁的蛮夷戎狄的融合。所以，汉代学者把秦治下的华夏族人称为“秦人”。

“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在汉民族发展壮大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族共同体的壮大，主要是通过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推行“汉化”政策实现的。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则大多与汉族统治阶级的征讨、掳掠、招抚相关联。隋唐一统，突厥、铁勒、契丹、党项、吐谷浑等族纷纷内属，与汉族杂居，部分族众融于汉族中。宋江金时，汉族分布区域被各民族政权所分割，部分汉族居于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建立的辽、西夏和金国之中。这些民族政权，为了统治征服的汉人，也常效仿中原汉制，宣讲儒、道、释等思想。其结果，部分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渤海人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元和清，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部分融于汉族。

总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共同地域，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同时，汉民族又像—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以它那种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二）少数民族的多源多流

今天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也是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

在东北地区，历史上出现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几大族系。各族系先后出现的民族，东胡族系有乌桓、鲜卑、室韦、契丹、库莫奚等；肃慎族系有挹娄、忽吉、靺鞨、女真、满族等。这些族称，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更迭，它反映的是各族体之间的离散、聚合与融合的过程。

在西北地区，吐谷浑和党项羌的融合最为典型。吐谷浑源于辽东的慕容鲜卑，西迁后兼并各族，建立了一个广土众民的民族政权。经过二三百年的民族融合，其统治下的鲜卑、氏、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逐渐聚合成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继吐谷浑解体后，西北又形成以党项诸部为核心，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等族在内的民族融合，其结果又形成新的族体——党项羌。

在南方地区，百越族群支系繁多，历史上有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这些民族的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往来。秦汉以后，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经过长期分化、聚合和演变，与今日壮侗语族的壮、傣、侗、布依、水、毛南、黎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边疆地区各族体的源流如此，某一具体民族的聚合过程也大致是这样的。如形成于元代的回族，其来源是在13世纪初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被迁发或自愿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和西亚各族人民，以及部分回鹘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又不断融合进汉、维吾尔、蒙古等族，尤其是融入汉族的血统最多。

这种汉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发展着相互间的同化和融合的民族关系格局。

（三）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四个重要时期及其特点

1。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3。辽宋夏金元时期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 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4。清代民族融合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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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水库大坝位于河南驻马店地区、三门峡水库大坝之西南，是大跃进时代粗制滥造的产物，因工程质量粗劣、日常疏于维护，至灾害发生时，17个泄洪闸只有五座能正常开启。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当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水库管理人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8月7日19时30分，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在该急电未被回应的情况下，7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动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

这两封急电均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应。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

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据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

直至此时，上级才决定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但为时已晚！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随后又有14万余灾民因次生灾害而丧生。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1975年8月8日，这是一个无数中原人民失亲丧友、泣血含泪，理应被记入史册以示警戒的日子，然而当局秉承一贯”报喜不报忧”的原则，用蘸满黑心话与灾民血的笔，将这一天轻松地从人们的视线于其历史中抹去了。

奇怪之处在于，在新闻脉络已经成型的1975年，很多60年代、70年代生人对于这场灾害完全不知晓。甚至事隔三十年后，很多中国人对于此次事故仍然一无所知。及至《Discovery》当期节目播出后，不少网友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在论坛发帖求证：”板桥水库事件是真实的吗？是不是国外媒体的恶意杜撰？”其他网友的回复证实了该事件的真实性：”我便是此次事故的幸存者。那真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

豆瓣-吴庄主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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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端着白水，把药片放在病人舌尖，看着药片被吞下去。他医术不错，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救急性哮喘病人，单凭手感就能把针扎准，给人打上点滴，就连狱警也会找他看病。犯人们见到他，总是很恭敬地称他“王医生”。

在河南省周口监狱，很少有人知道这个29岁的王医生，曾经“杀过人”。看起来他已经洗心革面了。他是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大大小小的改造会，他都是台上演讲的主角。

但到了夜深人静时，想起他的家族30多口人受他牵连，失去房子和耕地，在外流浪近10年而回不了家，他就会萌生出完全不同的想法。

“也许，把我逼急了，我还会杀人！”这个缺了半颗门牙的小伙子低头闷声说。

在惊惶和恐惧中，30多口人连夜逃出了村庄

如果不是近10年前那场风波，河南商水县练集镇王寨村6组的这位“新生代农民”和他的族人也许生活会平静得多。
风波肇始于1998年年底，2000多人的王寨村进行村委会选举。当时，王保洋的父亲与另外两个村民王新安、王建国参与竞选。投票下来，王新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身兼6组组长的王建国当选为村委会委员，而王保洋的父亲落选。

父亲很不服气，认为自己输在了“人数”上，因为自家叔伯只有8个，而王建国有叔伯14个，王新安的叔伯更是多得“数不清”。而且，王建国与王新安关系不错，他怀疑，是二人联手挤掉了自己。

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王新安和王建国“舍得下本”，他们贷了款参加竞选。

家族间的矛盾由此产生。

紧接着第二年，选举王寨村6组组长，已当上村委会委员的王建国辞掉组长职务，而接任者却是他的堂弟王新军。王保洋一大家族人更不服气了：从上到下，都是对方的人，明摆着，这不是“票箱子组长”，是“关系组长”。

他们不承认这个“新组长”。新组长通知开会，他们家的人说：凭什么你通知开会，你是谁？新组长也不客气地回应说：“我是你爹！”

矛盾在这个村庄里累积着。直到2000年的春节，累积着的矛盾在瞬间被引爆，最终酿成一场血案。

原本，王保洋过着安定的生活。他19岁结婚，盖了三间新瓦房，娶了邻村的小学民办教师，生了儿子。大年三十这天，一家三口加上父母和弟弟还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大家喝着酒，三个月大的儿子在他怀里睡着了，并且尿湿了他的新衣服。

但是大年初一这天，不知怎的，王保洋的堂弟因为孩子户口问题，在一家茶馆门口，与村委会主任王新安、村委会委员王建国和新组长王新军等一群人发生了冲突。最初只是口角，但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新组长王新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王保洋看见他一手拿一块砖，向自己的堂弟扔过去。怒火不可遏制地蹿起，借着酒劲，王保洋回家抽出一把刀，追着王新军砍了数刀。刀被人打落在地，但他堂弟又很快捡起了刀，向王新军胸部捅过去。这位新任组长当即倒地，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王保洋及其堂弟随即出逃。

这一夜，整个村庄陷入了混乱。不同的人士证实，村子的出口被堵死，死者家族的人开始追打王保洋家族的人。甚至，为了追打一个小学5年级的孩子，有人撵出了2里地。王保洋在襁褓中的儿子被藏进了麦田。混战中，王保洋的父亲被对方的人砍了十几刀，奄奄一息，被送进医院，后来昏迷了6天。而王保洋 17岁的弟弟被人砍伤了腿，爬到邻居家躲了一夜，第二天，邻居将他用花被子裹着，托前来拜年的亲戚把他送出村。

在惊惶和恐惧中，王保洋的家族有30多口人连夜逃出了村庄。逃跑时，他们据说“连根火柴棒都没带出来”。他们没有想到，这一走，回去的路竟如此艰难。

两年后，王保洋和他的堂弟被捉拿归案。堂弟被判死缓，王保洋被判10年徒刑，他的父亲也被判了3年。

近10年过去了，这一幕王保洋却始终无法忘怀。如今，躺在监狱的高低铺上，只要看到电视上有火烧房子的打仗场面，他就会想，那烧的就是他们家族的房子。

他没有一天不想家，晚上一眯瞪，院门口妻子种下的鸡冠花就在眼前晃。他清晰地记得家里的每一件摆设，席梦思是红色的，下面压着5000元现金。结婚时，同学送的玻璃壁画就挂在堂屋，“画很美，有山，有瀑布”，画的长度是3．3米……

“不论国法，只论家法，我们不让你进王寨，你就进不了王寨”

那个夜晚，王保洋的家族里有四个老人没有出逃。大爷爷、大奶奶和三爷爷、三奶奶，他们自认为应该“安全”，因为事发时，他们“只是在旁边看了看”，没有动手，甚至三爷爷看到有人流血，当场就昏倒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也许算得上“安全”。几个妇女只不过当着众人面，把大爷爷的裤子从裤脚撕到腰，羞辱他，却没打他裤管里的腿。

可日子并不好过：有人把锅砸烂了，有人把热水瓶摔碎了，还有人把他们的被子泡在粪坑里。甚至有一次，他们正端碗吃饭，有人冲上来往碗里添了一坨屎。老人们走在路上，死者的母亲会向他们脸上吐唾沫。骂他们的话也很难听。

一个月后，四个老人最终忍受不了，离开了村庄，与其他人一样开始了流浪生活。

老人们领着孙子孙女徘徊在离村庄几里或几十里外的地方，捡垃圾度日。10多个年轻人则远赴千里之外的大连，投靠早些年出去打工的亲友，讨生计。

总惦着要回家的老人们，一直在商水县、周口市打转，他们不愿去更远的大城市郑州，尽管那里捡垃圾更容易，赚钱更多，可那里“听不到村里的任何消息”。

起初，几位老人总是试探着回家。

大爷爷两口子隔三岔五回一趟家，可住两天就被骂出来。二爷爷也偷偷骑车进了趟村，可还没进家门，车就被截住，扔到了坑里。麦子熟了，三奶奶回去收麦子，收割机都请好了，有人把这个老婆婆拦在田里：“你要敢收，俺就睡车轱辘底下。”

他们的尝试一次次失败，这让三奶奶很光火，她甚至有些抱怨两个兄弟没管好孙子，惹下祸端，连累了自家10口人。

在这场争端里，她觉得自己最无辜：出事时，她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另一个儿子到尾声才出来“看了看”。她跟死者一家没有任何过节，甚至，她还是死者夫妻的“红娘”。

“毛主席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株连九族嘛！谁跟谁有仇，剁了包饺子俺都不管，可不要扯上俺这样没用的老婆子！”她抱怨说。

尽管如此，这个心直口快的老人仍然是这30多口人公认的“最勇敢的斗争者”。

老人去要了3回地。第一回在路上就被人骂回来。第二回，对方一群人拦着她，一个从后头抱着她的腰，一个从前头给了她两耳光。第三回，村里答应给她家8亩地，地都量好了，可第二天一下地，她看到死者的母亲和好几个人正在那块地里忙着撒化肥。她跟对方扭打在一起，当乡派出所的人赶到时，她和死者的母亲都躺在地里。她哭着喊：“俺犯啥法？不让俺回家！不给俺地！”

这期间，她找过乡政府好几次，她的开场白总是：“俺们几十口人要吃饭……”一位乡干部对她说：“地可以给你，没人给你量地，我给你量，可你要考虑考虑，我量了地，你敢不敢种？种了地，你能不能收？”

无奈之下，这个倔老太太去了周口市信访办，市信访办把材料转到商水县信访办，县信访办把信又转到乡里，乡里说：我们跟村里反映。

据三奶奶说，没多久，村里有人放出话来：“不管外面的官儿有多大，不论国法，只论家法，我们不让你进王寨，你就进不了王寨！”

三奶奶真的觉得大家怕是进不了王寨了，他们的财产大多被瓜分了，包括牲口、杨树、手扶拖拉机、缝纫机、电视机、抽水泵、压面条机、木工用的电刨机、家具、衣服……他们的房子，有两家被别人住着，其余有的被夷为平地，有的被刨去大半。三奶奶自家的房子就被人掏空了，只剩下一口棺材在屋里，那是她给自己老母亲准备的。

没人能说清这几家的财产究竟去了哪里。据死者的哥哥称，杨树被法院作价抵了1．5万元的赔偿。至于这几家的30多亩耕地，死者家属承认，他们占了14亩。

三奶奶一直想跟对方和解，甚至把要对死者母亲说的话，在心里念叨了无数遍。连和解的礼物都想好了：不能买点心和干果，怕人家怀疑自己下毒，要买4只活鸡，活的自然不会有毒，这才算诚心诚意。她还找了中间人跟她一起去向死者的哥哥说情：俺想找你娘说几句话，俺们从前没红过脸，俺回家了，会待（死者的）孩儿们跟自家孩儿一般重……但这些并不管用，她被轰了出来。

几位老人怎么也没想到，回家的路这么艰难。大奶奶在临死前终于回了家，尽管这个家早已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对方的辱骂声仍然没有放过这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一天深夜，大奶奶的三儿子从大连赶回来看她，老人吓坏了，哆哆嗦嗦地说：“你要还想俺多活几天，趁天黑赶紧走！”儿子在家里呆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这也是这个儿子10年间唯一一次进家门。

回家10多天后，大奶奶冷冷清清地死了，走时，身边没几个亲人。她留下的遗嘱是：千万别回家！即便在她的葬礼上，也还是有人追着送葬的队伍骂骂咧咧。几天后，二爷爷和二奶奶绕道来坟头烧纸：“你在家不敢去看你，只能来荒野地里看你。”

每天天不亮，二奶奶就出门在商水县城捡垃圾。出事那天，她左胳膊被打坏了，只能弯曲30度，这让她常常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值钱的铁疙瘩被别人捡走，而自己只能捡轻点儿的东西。累一整天，也只能换到几块钱。

跟这几个捡破烂为生的老人一样，在千里之外的大连市，在那里谋生的17个亲人中，有4个也干着与他们相同的行当。只不过，在河南商水，二奶奶盼望出门就能捡到白面，即使已经“结成了疙瘩”；而在大连，他们则在寒冷的冬天里希望能捡到一件羽绒服。

在大连的这17口人，都住在火车站附近，每天一抬眼，就能看到东北第一高楼裕景。巨大的电子屏幕向路人介绍：它将以383米的罕见高度，以14万平方米的空间，成为七星级宾馆、顶级豪华公寓……而属于他们的只是2米高、6平方米大的小窝棚，“进屋就上床，举手就撞顶”。

他们搬过多次家，甚至有一户人搬了10次。他们住过日本人留下来的老楼，也住过废弃的国企厂房，反正，住不上多久，房子就刷上了大大的“拆”字。搬家倒也简单：骑上三轮，卷着铺盖，塞上几件随身的衣裳、锅碗瓢盆就完事。

除了捡破烂，男人们也在市场上蹬三轮，卖烧烤，女人们在海边分拣虾贝。他们人均每月收入800元。10年来，女人们不舍得买海鲜，男人们不舍得买新衣服。

他们从没奢望在这里安家，上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想都不敢想”。除了觉得在火车站这样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呆着“心里踏实”，在大连中山广场，看着花旗银行门口的大石狮子，都不敢靠近，“害怕，那不是咱的地方！”

“大连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俺们还是想回去！”女人们说。

事情甚至影响到了孩子。孩子们对村庄没有记忆，可他们还是愿意回那个大人们念念不忘的“家”。因为没有固定的家，这些孩子要么跟着捡破烂的爷爷奶奶，要么被寄养在亲戚家。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转学的经历，转学次数最多的一个，“一年换了五个同桌”。

还有的孩子，当年离开时没来得及报户口，到了上学年纪也报不上名。而一个叫浩浩的男孩，更是一生下来就是“黑孩子”。因为在大连给人刷广告的父亲舍不得花钱让妻子去医院待产，浩浩就出生在一处由废弃的没有窗户的黑厂房改成的临时住所里。接生婆只收了300块钱，可代价是没有出生证。后来浩浩的妈妈改嫁走了，孩子只好被送回在商水捡破烂的二爷爷夫妇那里。

3岁的浩浩每天跟着70多岁的老人走街串巷，这个夏天总是光脚的孩子收获了好心人送给他的一个“圣诞树上趴着兔子”的玩具，和一辆掉了踏板的三轮童车。

孩子们不在身边，女人们想念孩子。她们每天下午在海边等渔船靠岸，穿胶靴、戴手套分拣鱼虾，干完了这班船的活，就等下班船来。有时候她们在海边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等待的过程中就想念孩子，给孩子打电话，孩子说：“妈，别打了，越打越想，又见不着，还费钱！”

而老人们其实并不那么了解孩子们的心：16岁的孙女知道爱美了，她不再满足奶奶捡回来的洗发水，她宁肯不吃早饭，剩下钱，去买一种叫“姗姗娜”牌子的洗发水。上8年级的孙子话很少，可他会偷偷在英语课本的封面上，给漂亮的姑娘描黑，画上一副眼镜。

不识字的老人也不知道孩子们对一个安定的家的渴望：贴在墙上的课程表，被孩子们写满了“Don’tgiveup！FAMILY！（不要放弃！家！）”孩子们还在窗玻璃上、墙上用彩笔写着：“神的家真可爱！”旁边画个笑脸。

“30多口人不回家，是心理作用”

近10年里，有的孩子出生，有的老人死去，“30多口人”的数字在变化。

可有一点没有变：这个数字里不包括王保洋的大伯。在这个家族人眼里，他是“异数”，有人甚至用了“势不两立”这个词。因为，只有他目前还住在村里。

大奶奶死后，大爷爷再没进过家门，而这个儿子也从没去看过父亲。但大爷爷理解儿子：儿子住在村里，跟家族人联系“不方便”。

事发当天，大伯在外地煤矿干活。他常年不在家，与村里人并没有什么矛盾。他的家就在死者家的后面，据说如今这个中年人“很少轻易出门”。但他希望亲人们能回来，因为“要饭的都有个家呐”！

不过正是这一活“案例”，佐证着村委会主任王新安的说法：“这30多口人不回家，是心理作用！”

他举例说，前不久收麦子，收割机一路开过去，割了死者家的地，再割王保洋大伯家的地。没有人跟他过不去！他认为，被死者家属骂几句很正常，时间长了，习惯了就好了，毕竟“杀人又不是杀鸡”。他说村里治安良好，“自家开的超市，冰柜晚上从不搬进屋”。他相信，“现在社会和谐了，他们回来不会出现大冲突！”

6月11日这天，村委会主任的这种态度，让前来调解此事的周口监狱的干警和律师精神为之一振：这事儿有戏！然而当他们一进死者家的院子，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死者的一双儿女趴在堂屋的麦垛上哭个不停，死者干瘦的老母亲搂着他们，哭得几乎昏厥。老母亲哽咽着说，儿子当组长没几天，就死在正月初一。正月二十五，孙女出生了，她妈妈给她取名“雪珂”，意思是“大雪天生下来就没爸爸，太可怜”。

男孩从抽屉里拿出他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一给干警看。两个孩子一直靠着墙哭个不停。干警们向那位母亲介绍那30多口人流浪的情况。但她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嘴唇不停地打颤，用了很大的力气吐出一句：“捡破烂也发财哩！”

看着老人情绪几近失控，调解不得不中止。干警一出院子，老人便横卧在堂屋门口的泥巴地上，不停地喘气、流泪。

调解者又走进死者的哥哥家，情形同样不乐观。他面目清秀的老婆头上裹着蓝条毛巾，蹲在门口。摘下毛巾抹泪时，露出白花花的光头——她得了乳腺癌，化疗了好几次。这个中年汉子听了干警的来意，半天没吭声。

他说自己眼睁睁看着弟弟被刺了好多刀，自己不能上前去救，吓跑了，心里愧疚了近10年。“俺一辈子也忘不掉俺弟那个死法！俺对不起俺弟！”

他和家人相信，那场风波给他们一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死者的姐姐认为判决的赔偿太少，大闹法庭，被关了一天，回家后一直精神恍惚，几年后上吊自杀。而死者的父亲背着馒头跑了好几次法院，终于从法院拿到转交过来的6000元，老人一路走一路哭，那么多年他“心里一直不干净”，最后得冠心病死了。

“俺家拿三条命换他家一条命，冤不冤？俺也活够了，随时准备好拿俺这第四条命，换他家的命！”他边哭边喊。

他的妻子一直拿头上的毛巾抹眼泪，听说对方几个老人靠捡垃圾度日，她说出了与婆婆同样的话：“捡垃圾也能发财！”“他们家都在外头打工赚钱，俺们家一条命接一条命地送！他们回来了，俺婆婆就活不成，俺婆婆不能见他们那边的人！”女人的哭声，终止了这次原本试图和解的努力。

事实上，这已是第二次调解。去年，关押王保洋堂弟的豫东监狱，也曾与当地的派出所、乡政府、村委会一起前来调解，同样以失败告终。

有人分析说，“杀人者不能偿命”，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只是让王保洋及其父亲赔偿29805元、让王保洋堂弟赔偿15000元的判决，令死者家人无法释怀。

“老人在死前，必须回家！”

再有一年多，王保洋就将出狱，而双方的僵持看起来还将继续下去。在豫东监狱教育科副科长余红军看来，30多口人不能回家，当地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度同情受害人，执法手段软，政府职能发生错位甚至不作为。

王保洋已经设计好了回家的路：出狱后，如果30多口人仍然不能回家，他会去找各级政府协调；如果仍不能解决，他会起诉对方；一旦无果，他将启动策划了好几年的“复仇计划”。

但那是最后一条路。

无论如何，回家的愿望如今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因为老人们也许“等不及”了。

6月10日这天，王保洋的三个爷爷终于坐在了一起。这是弟兄三个近10年来的首次相聚。他们很清楚，也许这就是最后的团聚。

84岁的大爷爷，脚已经肿得穿不上任何一双大号布鞋，他已经为自己备好了戴着簇新的黑绒帽子、微笑着的遗照。拄着木棍的三爷爷，得了糖尿病，他抱怨，自己“快不行了”。他们相聚，不是因为“很想念对方”，而是因为“北京来了记者，问题有解决的一线希望”。

大爷爷牙齿全部掉光了，用含混不清的语调，道出了他“清晰”的愿望：死前回家，今年秋天能在地里种上麦子。

这个愿望，他说了3遍。

“老人在死前，必须回家！”王保洋说。

没有人知道回家的路还有多长，但不少人担心，如果寻求不到一条和解之路，一个新的“火药桶”也许会在不久之后被引爆。

关于农村的选举，参与选举的村民们，我每次听到血案都非常纳闷，为什么呢？非要当干部？

村干部有什么好？为什么有些群众非要当村干部？不是为自己！绝对是为群众的利益着想？

那么，我确实是落后了，跟不上队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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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6, 2009 — 美总统奥巴马肯尼亚出生证被曝光 被控应该下台

一、美国宇航员高高举起飘扬的星条旗时，月球上并没有风。

二、这幅由阿波罗宇航员在月球表面拍摄的照片上，看不到一个星星。

三、登月舱的照片上看不到爆炸的弹坑。

四、登月舱重达17吨，却在停留的沙地上未留下任何痕迹。然而，旁边宇航员的脚印却清晰可见

五、宇航员的脚印是在月球精细的沙土中，那里没有湿气、大气与重力，却意想不到地保存得那么完整，好像是踩在潮湿的沙地上。

六、登月舱离开月球返回地球时，火箭上看不到火焰。

七、如果把宇航员在月球上漫步的录像快放，你会觉得这好像是在地球上拍摄的，只是放慢了播放速度。

八、暴露在范艾伦辐射带的放射物下，宇航员根本无法从月球活着回来。

九、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与科学家从南极洲采集的岩石是完全一样的。

十、所有六次登月都是在尼克松总统任内完成的，尽管40年来人类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却没有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能在任内完成登月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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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18, 2009 — 40年前登月痕迹今犹在 美国航天局公布痕迹照片

《中国时报》刊文称，一次大战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沙俄敌对。土耳其的历史书称，1915年，居住在与俄国接壤的奥斯曼帝国东部安那托利亚地区的三百万亚美尼亚少数族裔在沙俄煽动下，要求民族自决，并纷纷加入俄国军队，与奥斯曼军队作战，奥斯曼帝国为此强行将大批亚美尼亚人迁移到南疆地区，迁移时间持续了八年。 ‘
但亚美尼亚人的说法则是，在迁移过程中，奥斯曼帝国对反抗的亚美尼亚人进行残酷镇压，加之药物缺乏和食品供应短缺，大约有150万人死亡。亚美尼亚人指控奥斯曼帝国当局下达指令，故意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大屠杀。 ‘

土耳其政府承认在一次大战期间确实有许多亚美尼亚人被杀害，但这不是奥斯曼帝国当局主使，而是遭到战争波及，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与信奉回教的土耳其人之间爆发争斗所导致，在冲突中也有不少土耳其人丧命。 ‘

不过，打从1960年代开始，亚美尼亚人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便号召旅居世界各地的同胞在国际间积极展开游说，到了1970年代，亚美尼亚好战分子更实行暴力路线，以土耳其驻外机构为袭击目标，迄今夺走了逾五十条人命，令种族屠杀之争辩愈闹愈大，终至俄罗斯、加拿大及法国等国相继承认亚美尼亚人的主张。 ‘

近年来，土耳其政府积极争取加入欧洲联盟，土国自由派学者一直希望政府会因此鼓起勇气检视亚美尼亚人当年这场悲剧（欧盟则否认以此为土耳其入盟条件之一），但他们的希望却落空，因为土耳其国内只要有人胆敢附和亚美尼亚人之说，就可能面临刑法起诉。 ‘

土耳其2005年修订的新刑法第301条，列有“侮辱土耳其国格罪”，该刑法序明言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即属于此罪。土耳其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200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就曾因接受瑞士报纸访问，公开指土耳其境内有大批亚美尼亚人乃至库尔德族被杀害，而遭到土耳其当局起诉，后来由于欧盟施压才撤销。 ‘

今年1月，土耳其著名的亚美尼亚裔记者丁克在伊斯坦堡他工作的报社门口，被土耳其激进民族主义分子杀害。丁克生前多次倡议政府应承认一次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的种族屠杀罪行，为此受到土耳其右翼分子的仇视，甚至一度被当局判罪入狱。 ‘

事实上，一次大战结束之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垂死挣扎之际，为了向大英帝国示好，就曾一度承认种族屠杀之事，1919年4月更有一名地方首长被控在安卡拉地区屠杀亚美尼亚人，因而遭定罪并处以绞刑。按理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系于1923年成立，而亚美尼亚人种族屠杀事件则发生在之前，为何土耳其历届政府会坚不承认此事呢？ ‘

土耳其政府反而不敢承认的症结，乃在于现代土耳其仍承继了多种族国家的历史包袱。土耳其一旦承认亚美尼亚裔曾遭种族屠杀，势必会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其对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族独立运动的血腥镇压史，更可能被全面掀开来。 ‘

如此一来，不仅是1980年代至90年代土耳其镇压库尔德族的历史，就连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恐怕也免不了遭批判。因为一次大战后，大英帝国为首的协约国一度同意给予库尔德族自治权，但凯末尔革命建国后，却促使协约国撕毁协议，取消库德人的自治独立权利，并派兵镇压库尔德族独立运动，此后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族的政策便是萧规曹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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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13, 2009 — 朝鲜战争趣闻:土耳其旅瞬间成志愿军炮灰

　　战果：６０００多人的土耳其第一旅在两个小时内被全部歼灭，中国志愿军零伤亡．此战在土耳其教科书中被称为”金化惨案”

　　过程简述：这是一场朝鲜战争中最具搞笑成分的战役，如此巨大的伤亡，可以说是完全因为美军司令麦克阿色的愚蠢行为造成的．

　　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中国志愿军第三次战役前的一个小插曲．二次战役后，联合国军回缩三八线．应联合国的要求，土耳其派遣了一个精锐旅参加朝鲜战 争．该旅旅长出发前曾信誓旦旦的对国内记者表示，要在朝鲜”打出土耳其的军威．”谁想最后的结果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同时，为配合志愿军发动的第三次战役，苏联援助中国的巨型远程榴弹炮秘密运抵朝鲜，组成了全苏联装备的第一炮兵师．

　　得知土耳其旅到来，为展现自己的威风，麦克阿色决定在三八线的金化举行一场盛大的检阅仪式．１月１日，６０００土耳其军人整装待发，准备接受检阅．但这消息却被中国安插在美国的间谍萧枫得知，她火速向中国通报此情况，于是彭德怀决定：”打一个榜样给联合国看看．”

１月１日上午８点，当土耳其旅正列队集合，等待检阅的时候，志愿军第一炮兵师的火力猛烈打响了，数万发炮弹呼啸的打向检阅场．６０００土耳其士兵惊慌失措，毫无准备，成了中国志愿军的刀下鬼．遗憾的是，麦克阿色将军因为飞机误点，十一点才到达金化，逃过了一劫．

　　当麦克阿色踌躇满志的走下飞机的时候，不用说他大惊失色，他看到的只有满地的死尸．

　　金化炮战的最终结果：土耳其旅阵亡３８００人，受伤２０００人，不用说，一个还没参战的精锐部队就这么废了．

　　金化炮战的结果引起了世界的不满，人们纷纷怒斥麦克阿色的荒唐指挥，美国与其盟国开始出现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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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所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大致如下： ‘

戛剑生 1898年作《戛剑生杂记》，发表于1936.11.16日《宇宙风》半月刊第29期。 ‘

树 人 1903.6.8日诗《题照赠仲弟》。收入《集外集拾遗》附录一。 ‘
庚 辰 《译哀尘》，发表于1903年6月15日《浙江潮》第5期。 ‘

自 树《斯巴达之魂》(小说)，发表于1903.6月和11月《浙江潮》月刊第5、9期。 ‘

索 子 1903年作《中国地质略论》，发表于同年10月10日《浙江潮》月刊第8期。 ‘

索 士 1903年译《地底旅行》，发表于同年12月《浙江潮》月刊期第10期。 ‘

令 飞 1907年作《人之历史》一文，发表于同年12月《河南》月刊期第1号。 ‘

迅 行 1907年作《文化编至论》，发表于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7号。 ‘

树 1910年8月15日《致许寿裳函》。 ‘

黄 棘 1912年作《〈越铎〉出世辞》，发表于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创刊号。 ‘

周豫才 1912年2月19日《越铎月报.告白》。 ‘

周树1913年11月17日作《〈嵇康集〉跋》，收入《鲁迅全集》1938年6月版第9卷。 ‘

鲁 迅 1918年4月2日作《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月刊第4卷5号。 ‘

唐 俟 1918年作新诗《梦》。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5号。收入《集外集》。 ‘

俟见于《随感录.二十五》，发表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月刊第5卷3号。 ‘

迅见于杂文《随感录.三十八》，发表于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月刊5卷5期。 ‘

神 飞 1926年12月3日作《阿Q正传的成因》，文内自述。 ‘

‘

庚 言 首见于《美术杂志第一期》一文，发表于1918年12月2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号。 ‘

风 声 1921年4月12日作杂文《生降死不降》，发表于1921年5月6日《晨报副刊》。 ‘

尊 古见于杂文《“则皆然”》，发表于1921年11月3日《晨报副刊》。 ‘

巴 人 1921年12月作《阿Q正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晨报副刊》。 ‘

某生者 1922年9月20日作杂文《“以震其艰深”》，发表于1922年9月20日《晨报副刊》。 ‘

雪 之 1923年9月作文《“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发表于1923年9月14日《晨报副刊》。 ‘

敖 者 1924年1月23日作杂文《奇怪的日历》，发表于1924年1月27日《晨报副刊》。
宴之敖者 见于1924年9月21日作《〈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一文。 ‘

俟 堂 见于鲁迅手辑的《六朝造象目录》稿本。 ‘

“……即鲁迅” 1924年11月26日《致钱玄同》书。 ‘

L.S 1925年1月4日译《PETDFI SANDOR的诗》，发表于1925年1月12日和1月26日《语丝》周刊第9期。 ‘

冥 昭 1925年4月22日作杂文《春末闲谈》，发表于1925年4月24日《莽原》周刊第一期。 ‘

凡 见于1925年7月12日《致钱玄同》的信。收入《鲁迅书信集》。 ‘

杜 斐 1925年译《从浅草来》一文，发表于1925年12月5日，8日，12日《国民新报副刊》。 ‘

楮 冠 1927年8月8日作《书苑折枝》(杂文)，发表于1927年9月1日《北新》周刊45-46期合刊。 ‘

楮冠病叟 见于《书苑折枝》一文的短序之末。这个笔名是针对高长虹攻击鲁迅的一种回击。 ‘

华约瑟 1927年9月23日作：《述香港恭祝圣诞》，发表于1927年11月26日《语丝》周刊第一百五十六期，发表时用致编者的信的形式，刊载在“来函照登”栏内。这个题目是后来加的。 ‘

中 拉 1927年12月作杂文《〈丙与甲〉按语》，发表于1927年12月31日《语丝》周刊卷3期。 ‘

葛何德 1928年译《生活的演剧化》一文，发表于同年7月20日《奔流》月刊第1卷第2本。 ‘

封 余 1928年11月1日作信《关于粗人》，发表于1928年11月15日《大江月刊》。 ‘

许 霞 1928年译《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发表于1928年12月30日《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七本。(“许霞”是许广平同志的小名，鲁迅偶尔用之)。 ‘

EL ELEF “EL”是英文“象”(Elephane)的前两个字母，“ELEF”是德文“象”(Elefane)的头四个字母。这两个笔名均用于1929年5月至6月间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 ‘

许 遐 1929年9月8日译完《小彼得》，1929年11月由春潮书局出版。 ‘

L 1930年1月16日作《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一文，发表于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3期。 ‘

隋洛文 1930年6月10日译《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发表于1931年11月20日《北斗》月刊第一卷3期。 ‘

洛 文 1930年10月18日译《药用植物》，发表于1930年10月至11月《自然界》5卷9、10期。 ‘

令 斐 1931年1月21日《致许寿裳》，收入《鲁迅书信集》。 ‘

豫 才 1931年2月24日作《致曹靖华》一文的署名。 ‘

豫 1931年6月13日《致曹靖华》一文之署名，为豫才之略写。
唐丰瑜 1931年4月1日作《〈勇敢的约翰〉校后记》。1931年10月刊载于湖风书店出版的《勇敢的约翰》一书内。 ‘

冬 华 首见于杂文《以脚报国》，发表于1931年10月20日《北斗》月刊1卷2期。 ‘

长 庚 1931年作杂文《唐朝的钉梢》，发表于1931年10月20日《北斗》月刊1卷2期。 ‘

宴 敖 见于杂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发表于1931年10月23日《文学导报》半月刊，6、7期合刊。 ‘

乐 贲 首见于杂文《“**研究”之外》，1931年11月30日发表于《文艺新闻》第三十 ‘

它 音 1931年10月29日作杂文《沉滓的泛起》，发表于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旬刊第一期。 ‘

佩 韦首见于杂文《知难行难》，发表于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1期。 ‘

阿 二首见于诗歌《好东西歌》，发表于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1期。 ‘

丰 瑜 1931年12月3日译《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发表于1931年12月20日《北斗》月刊1卷4期。 ‘

明 瑟 1931年12月20日作杂文《“友邦惊诧”论》，发表于1931年12月25日《十字街头》第2期。 ‘

不 堂 1931年12月作杂文《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发表于1932年1月20日《北斗》月刊第2卷1期。 ‘

白 舌 1932年1月8日作杂文《“非所计也”》，发表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3期。 ‘

遐 观见于杂文《水灾即“建国”》，发表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3期。 ‘

何家干 1933年1月4日作杂文《逃的辩护》，发表于1933年1月3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罗 怃 1933年1月28日作杂文《论“赴难”和“逃难”》，发表于1933年2月11日《涛声》周刊第2卷5期。 ‘

动 轩 1933年1月31日作杂文《学生和玉佛》，发表于1933年2月16日《论语》半月刊第11期。 ‘

周动轩 见于上文––––《学生和玉佛》文内自述。 ‘

飞 1933年2月2日《致许寿裳》。
于 1933年2月9日作杂文《竟猜咒》，发表于1933年2月14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何 于 1933年3月4日作杂文《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发表于1933年3月16日《论语》半月刊第13期。 ‘

孺牛首见于杂文《文摊秘诀十条》，发表于1933年3月2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丁萌1933年4月29日作杂文《新药》，发表于1933年5月7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游光1933年6月7日作杂文《夜颂》，发表于1933年6月1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丰之余1933年6月8日作杂文《推》，发表于1933年6月11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苇索1933年6月15日作杂文《偶成》，发表于1933年6月22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旅隼1933年6月16日作杂文《“抄靶子”》，发表于1933年6月20日《申报》《自由谈》。 ‘

越客1933年7月3日作杂文《我谈“堕民”》，发表于1933年7月6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桃椎1933年7月5日作杂文《序的解放》，发表于1933年7月7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虞明1933年7月12日作杂文《智识过剩》，发表于1933年7月16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斡1933年7月14日《致黎烈文函》。 ‘

家干1933年7月19日鲁迅在编订《伪自由书》时，针对附文所加评论的署名。 ‘

荀继1933年8月16日作杂文《爬与撞》，发表于1933年8月23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史癖1933年10月1日作杂文《双十怀古》，收入《准风月谈》。 ‘

尤刚1933年10月17日作杂文《黄祸》，发表于1933年10月2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符灵1933年10月19日作杂文《外国也有》，发表于1933年10月23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余铭1933年10月23日作杂文《野兽训练法》，发表于1933年10月3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元艮1933年11月4日作杂文《反刍》，发表于1933年11月7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子明1933年11月6日作杂文【共卵得糊涂》，1933年11月24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白在宣1933年11月7日作杂文《“商定”文豪》，发表于1933年11月17日《申报》副刊 《自由谈》。 ‘

敬一尊1933年11月7日作杂文《青年与老子》，发表于1933年11月17日《申报》副刊《自由谈》。一尊是《青年与老子》一文发表时之署名。 ‘

张承禄1934年1月8日写杂文《未来的光荣》，发表于1934年1月11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张令仪1934年1月8日作杂文《女人未必多说谎》，发表于1934年1月12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倪朔尔1934年1月17日作杂文《批评家的批评家》，发表于1934年1月21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栾廷石1934年1月30日作杂文《“京派”与“海派”》，发表于1934年2月3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张禄如译《山民牧唱》，发表于1934年3月1日《文学》月刊第2卷3期。 ‘

邓当世1934年3月7日作杂文《大小骗》，发表于1934年3月28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宓子章1934年4月5日作杂文《“小童挡驾”》，发表于1934年4月7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翁隼1934年4月15日作杂文《古人并不纯厚》，发表于1934年4月26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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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一个伟大之处就是创建了建设兵团，这些都是解放军就地转业的。平时是民，战时是兵，这些建设兵团分各个连队散在最边远地方，地理形势就是其它民族就在 建设兵团的包围之中，任何叛乱建设兵团封锁道路就是要关门打狗了。伊犁叛乱那一次，库尔勒建设兵团（6师？）、博乐建设兵团（9师)伊犁建设兵团（7 师？）马上派人发放武器，包围了叛乱的维族分子。叛乱分子满街杀汉人，提出“杀汉灭回”的口号，烧人民币。当年建设兵团少壮派在包围后强烈要求杀光维族， 保证伊犁不再叛乱，被中央硬压下去，但是中央折中同意如果戒严后任何三个维族成年男人一起上街就杀掉。最后抓了20多名头目，宣判枪毙，维族人要劫法场， 在出发前作了道场，意思是再死就可以升天了。但是真正到法场，武警一冲锋前放倒领头几个，看到来真的，其它人都化禽鸟散了。

新疆 本来80年代中以前王震在新疆时根本无分裂问题，如我们著名原子弹研发基地马兰基地就是在南疆（现在新疆第二打寻呼台就是叫马兰台）。后来中央领导对民族 分裂势力没有意识到厉害，政策比较宽松。结果慢慢就严重到90年代的恐怖爆炸。其实现在分裂还是非常不成气候的，因为几次叛乱后中央又政策变严，象乌鲁木 齐爆炸的恐怖分子因为在乌鲁木齐无非找到信任的人，经费和文件都埋藏在乌鲁木齐北面80多公里的五家渠一个电力铁塔下面，人都抓到了，也招供枪毙或判刑 了。

真正新疆的分裂势力大本营现在在阿克苏，而不是外电所瞎扯说的喀什，为什么呢？因为喀什那面9公里就是新疆南疆军区大本营疏 勒，这是个因为住军多而形成的县城，这个军队是为了对付印度的，对小小的叛乱当然不在话下。99年初喀什地区泽普县发生分裂分子爆破火烧派出所事件导致3 人死，结果军队装成武警出动，7个参加叛乱家伙，一个活抓，5个打死，一个逃去阿富汗。这样的下场不是其它要叛乱的人所不害怕的。现在阿克苏叛乱主要是农 村宗教势力和城市个体户，宣传杀一个汉人或者一个维奸（维族干部）就可以升天堂。所以阿克苏发生5、6起看果圆无辜汉族农民被杀事件。

98年以后叛乱再难以起气候还跟恐怖分子训练营被军队摧毁有关。据说：97年底，和田墨玉县维族副县长被人杀害，据群众了解墨玉县一年多有很多陌生人到 县城，结果终于查到离县城100多公里沙漠里面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那个基地选得特别好，有一个泉眼，但周围没有人活动，要到那里唯一交通工具就是骆驼， 连坦克都无法进入。最后军区调了两架武装直升机从天往下打，因为恐怖分子反抗，最后用汽油弹炸了，因为缺氧，地下工事里整整100多人全部死了。另外阿克 苏几个设置在果园里的基地也被摧毁，这样就消灭了主力军。以维制维政策也一样充分利用，毕竟很多维主干部还是维护现在的制度的，97年和田墨玉县的全疆真 正党成立大会就是维族群众揭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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